张铁生出狱后，找工作求职四处碰壁，原来的同事和朋友都像躲瘟神一样躲着他，谁也不肯拉他一把。他不得不拉下脸去求一个远房亲戚，这个亲戚在体制内工作，因此他想请对方能帮忙介绍工作。
1991年，张铁生出狱。从1976年算起，他在高墙里待了整整15年。自由来得突然，就像当初失去它时一样。他拎着一只破旧的人造革手提包站在兴城街头，街上人来人往，没人多看他一眼。当年那个被印在报纸头版的名字，如今连个招呼都换不来。
结婚是出狱后办的第一件事。董礼平等了他十几年，两人去民政局领了证，没办酒席，没发喜糖，只是把两床被子搬到一间租来的平房里。那间屋子冬天漏风，夏天漏雨，却是他重获自由后的第一个落脚点。
生存问题很快压了过来。他试着联系原来的化肥厂，厂里的人事干部翻了翻档案，表情像吞了只苍蝇。“你先回去吧，有消息通知你。”通知再没来过。
他又去找过去的朋友，有人隔着门缝说了两句话，有人干脆假装不在家。一个冬天的下午，他站在昔日工友楼下喊了几声，窗户开了条缝，又迅速关上了。
亲戚这条线是最后的路。一位在粮食系统工作的远房表叔被他记了起来，他揣着两瓶酒找上门。表叔收了东西，态度也还客气，但说到介绍工作时便打起了官腔。第二次再去，对方隔着防盗门说了句“你找错了”，连门都没开。张铁生把酒放在门口，下楼时听见身后有动静，回头看见一只猫正在扒拉包装盒。
那段时间他开始失眠，整夜睁着眼想出路。监狱里的手艺成了救命稻草——他学过医，能给牲口看病，也懂点中医。给人看病需要执照，这条路走不通，给牲口看病却不需要审批。
1992年开春，他借钱买了辆三轮车，车厢里装着兽药和针剂，开始走村串户。农村养殖户多，猪瘟鸡瘟隔三差五来一回，兽医却少得可怜。他早上四点多出门，蹬三四个小时到村里，给猪打针、给鸡配药，收个三块五块。有时碰见贫困户，他就白干，只求人家给口水喝。
有户人家母猪难产，半夜托人捎话来。他摸黑骑了十几里路，在猪圈里蹲了大半宿，硬是把一窝猪崽全救了。那户主人过意不去，蒸了一锅馒头让他带回去。他骑车回家的路上，天边泛着鱼肚白，嘴里啃着凉馒头，心里头却觉得比吃席还香。
口碑就是这么一点点攒下来的。养殖户们发现，这个沉默寡言的男人不光会看病，还懂饲料配比。他帮人把豆粕、玉米、鱼粉按比例掺在一起，成本降下来了，猪的出栏速度却上去了。有人拿着他的配方去镇上问，饲料贩子看了直摇头：“这人比我们专业。”
1995年，一家小型饲料厂聘他做了技术员。他有了固定收入，不用再蹬三轮车四处跑了。但他闲不住，白天在厂里搞配方，晚上翻书学营养学，把饲料的蛋白质含量、氨基酸比例算得清清楚楚。厂里生产出来的料，养殖户抢着要。
1998年，他和几个合伙人凑钱盘下了一家濒临倒闭的饲料厂，改名“天地”。资金紧张，他带头不拿工资，把每一分钱都投进原料采购里。头一年亏损，第二年勉强持平，第三年开始盈利。此后的故事就是扩张、建厂、打市场，一路滚雪球般壮大。
2014年禾丰牧业上市，张铁生持股价值过亿。这个消息传开后，很多人才发现，当年那个到处碰壁的刑满释放人员，如今已经站在了财富的顶端。
上市后不久，那位曾经将他拒之门外的远房亲戚脑溢血住院。张铁生得知后去了医院，没有旧事重提，只是放下营养品，问了病情，坐了不到十分钟就走了。后来亲戚家子女辗转托人带话表示感谢，他摆摆手，没接话茬。
他给村里修了水泥路，把村小学翻修了一遍，又资助了几个贫困学生。有人让他搞个捐赠仪式，他不干，说东西到位就行，用不着敲锣打鼓。
六十岁那年，他把公司事务交给了年轻人，和董礼平搬去了新西兰。在南半球的一个小镇上，他学会了种西红柿，学会了修剪草坪，学会了和邻居用简单的英语聊天。镇上没人知道他的过去，只知道这个中国老头脾气好，种的菜长得旺。
偶尔有国内的老友打来电话，问他在那边过得怎么样。他说挺好，每天晒晒太阳，种种菜，日子慢得像从前在村里给猪看病那会儿。电话那头笑他矫情，他也不辩解，挂了电话继续浇水。
从阶下囚到亿万富豪，再到南半球小镇的普通居民，张铁生的一生像是被人按了快进键。但仔细想想，他最想要的东西，也许从始至终就是那辆三轮车上的清晨——天还没亮，路还很长，但方向是自己选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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